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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弱强行性规范的强制程度或效力相对要弱。

法律手段有时是相对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而言，[17]有时是相对人治手段而言。为此，应建立多元化的解决社会矛盾、争议、纠纷的机制，包括健全、完善调解、信访、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各项相关制度。

法和制度虽然通常是一定共同体全体成员或其代表制定的，但贤人能人，特别是作为执掌公权力的贤人能人，在创制法和制度中无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法治所追求的正是以法律和制度保障贤人能人执掌公权力，并保障贤人能在行使公权力时为人民做好事，不做坏事（包括故意地和过失地做坏事），更防止和避免坏人恶人执掌公权力和做坏事。[11]这种认识应该说是不正确和有害的。执政者主动、自觉和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治国理政自然会促进相应国家、地区的法治实践，反过来，一个国家、地区的法治实践又会给予相应国家、地区执政者更主动、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的动力、促力。[23]这就意味着省级以下各级人民政府都不具有征地审批权，如果其不经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审批，即决定或批准建设用地，即为越权。

法治之所以重视程序正义甚于重视实体正义，是因为，第一，实质正义需要通过程序正义实现，没有程序正义实质正义就很难实现，甚至不可能实现。[9]宋飞：《法治与人治的较量 – 兼论德治》，载《中国论文下载中心》[www.study.net 08 – 09 – 05 10:20:00]。感谢艾克斯马赛大学宪法司法研究所安德烈?鲁教授为本文写作所提供的资料方面的帮助。

前者尝试附条件取消对人工堕胎的处罚，规定当符合孕妇自愿、专家批准、存在现行医疗技术无法治愈的严重疾病或缺少其他选择性方案等条件时，孕妇可以合法终止妊娠。  三、地方试验的法律控制的基本构造 众所周知，法国自近代以来形成了较为扎实和完善的法律体系，历来注重以法律调控社会活动，地方试验活动自然亦不例外。这些试验活动按进行主体划分大体上包括两大类。第三，地方试验违反合法性和合宪性原则。

  摘要:  法国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推行地方试验，同时由最高行政法院对其进行司法审查，以化解地方试验对国家法制统一的冲击，并保证试验措施充分发挥试验效用，尤其是2003年修宪进一步将地方试验宪法化，其实践折射出须以法律调控对地方试验去弊扬利，使地方试验制度具有明确的目标、限定的期限、科学的效果评估以及完善的程序设计。[5]易言之，地方试验显然违背一系列重要的宪法和法律原则，因此试验活动必须极为谨慎，只有当地方试验出于促进国家体制改良等公共利益时，方才具有目的正当性。

这意味着公民在法律上处于同等的地位、享有相同的权利并承担相同的义务。在最高行政法院所设定的这些原则的调控下，法国的地方试验稳步进行，在发挥试验性效用的同时，其对法律体系的冲击也基本上被控制在合理限度之内。早期的地方试验往往由法国政府就某一全国性事项颁布临时性法令，在特定的地方范围内建立某种试探性措施或机制，经若干年时间的检验后，若此项措施或机制具备有效性和妥当性，则由政府提请议会以正式法律予以确定并推行全国。具体而言，地方试验具有的下列三项弊端，导致其法律控制成为必要。

有意参加试验的地方自治团体应由其地方议会以附理由的决议向当地的国家代表（如省长、大区长）提出试验申请，由后者加注意见转呈政府相关部长，政府认为法定条件均具备时方以法令公布被批准参加试验的地方自治团体名单，若试验行为采取的是普遍性规则行为的形式，并且减损法律条款，还必须规定有效期间并转呈国家代表公布于政府官报。尤其是，如果以试验或改革为借口而长期在某一区域内实行区别于其他地区的体制，则等于永久消灭了国家的单一性。从20世纪60年代地方试验开始应用，其法律控制就已经开始展开，并逐渐形成清晰的法律构造与轮廓。三是限定试验必须为特定目的并在有限期间内进行，并且不得涉及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实质条件。

在此类试验中，较有代表性的是1975年自愿终止妊娠法和1988年福利救济法。法学视野中的国家常被抽象为国内法律秩序的人格化，[4]而地方试验实际上扰乱了这一人格，导致了国家的人格分裂。

[6]可见，第37－1条主要调整国家所进行的时间性的全国试验和空间性的地方试验，其基本意蕴有二：一是以宪法正式授权议会（以法律）和政府（以条例）进行空间性的地方试验。来源：《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7期，引用请以正式刊发版本为准。

较有代表性的如，1988年伊尔－维兰省创立了旨在促进市镇间财政收入共享的市镇普通基金，而这项内容对议会1992年制定的财政均摊法产生了启发作用。前述关于单一制原则和平等原则的两点，亦可同时视为对宪法的违背，因此发生违宪之竞合。具体而言，时间性的国家试验由于损害法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因此必然会降低法律质量，但这一问题仅须立法机关斟酌权衡，尚无必要也无法进行法律控制。第一，地方试验冲击日益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导致地区间差异与特权以试验为名固定化，违背宪法的平等原则，使国家法制统一性受到严重威胁。在试验期间届满以前，应由议会根据评估报告以法律决定试验的后果，或者推广试验措施，或者终止试验措施，或者附条件于三年内延长并修改试验。邓小平早已从政治上意识到这一点，有些问题，中央在原则上决定以后，还要经过试点，取得经验，集中集体智慧，成熟一个，解决一个。

虽然伊尔－维兰省是否具有试验权限存有疑问，但既然各地方自治团体在宪法上是平等的，他们在事实上也就都获得了与伊尔－维兰省一样的试验资格，因此，自主性试验的出现极度扩大了地方试验的运用。1988年法国政府通过第88－45号法令，授权以试验名义在阿基坦和法兰西岛两个大区设立健康和社会计费委员会，进行健康和社会计费改革试验，这一试验经过两年时间被证明为有效，因此，由议会1990年第90－86号法律加以确定并普及全国。

随着晚近三十年以来中央集权的松动，地方自治团体的自主权逐步扩大，体现在地方试验领域，逐渐出现了地方自治团体为改进本地治理而进行的自主性地方试验。此外，地方自主试验还必须受到国家的有效监督，以防产生乱法之后果。

可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意识到地方试验法律控制的必要性，限制其目的和期限，同时也强调试验后果，即试验措施于期满之后或推广或废止。法国的法律体系以宪法和法律为基础，其中宪法具有最高效力，法律居于宪法之下并根据宪法授权确定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基本原则，任何行政措施和机制均不得与法律发生冲突（合法性或合法律性），更不得与宪法发生冲突（合宪性）。

这些法律措施对地方试验的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可能由此改变地方试验的基本指向。对实践证明不宜调整的，恢复施行有关法律规定。综上可见，地方试验的法律控制在基本构造上，由早期的单纯行政法控制，逐步过渡到宪法与行政法并用的阶段。非基于公共福祉不得建立社会差异。

从正面讲，它可以使某一措施或机制在推行全国之前得到改善，从反面讲，它可以消除大众对制度变革的恐惧和不安。综合以上两个方面，地方试验法律控制包括四个极为必要的具体环节：明确的目标、限定的期限、科学的效果评估以及完善的程序设计。

所谓积极是指与宪法或法律之规范相违背，所谓消极是指缺少宪法和法律之授权，二者虽形式有差异，但违反上位法规范的实质却是相同的。在此类试验中，较有代表性的是1962年的权力下放和1988年的健康和社会计费改革。

2012年12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广东省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尝试着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试验第三，考虑到上述授权只是由国家授权在广东省进行的空间性试验，尚未涉及自主性地方试验之问题，也有必要指出，在过去的三十年余年时间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缺乏规范依据的地方自主试验，已经在我国形成了东重西轻的地方权限分布格局，因此有必要对这些名为试验、实已为地区特权的既存机制进行评估、审查和整理，及时向全国推广有效的试验措施，无效措施则予以取缔，从而实现和保障国家的法制统一。

[8]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组织法还由宪法法院进行了强制性合宪性审查，在当年7月经审查宣布合宪[9]后才颁布施行。在试验进行过程中，国家代表可以中止试验活动，普遍性的试验行为随即中止效力，并提交行政法院进行裁决，若行政法院撤销国家代表的中止决定或在一个月内未作出裁决，则该试验性行为的效力随即恢复，试验继续进行。第三，地方试验违反合法性和合宪性原则。单一制是指一个单一的政治意志施加于公民全体从而使全体公民在所有领域服从于相同的法律，[3]其本质属性在于法律规则的单一性和统一性，而地方试验等于在国家的局部地区和人口范围内确立法律意义上的国中之国，必然导致不同地区之间的法律规则出现差异，导致法律的区域化，产生地区特权，损害法律的普遍性，由此违反法国宪法第1条确立的单一制国家原则。

本文研究第二类和第三类，即地方试验。综合以上两个方面，地方试验法律控制包括四个极为必要的具体环节：明确的目标、限定的期限、科学的效果评估以及完善的程序设计。

综上可将法国的试验拆分为三种类型：全国范围内的时间性试验、国家在特定地方进行的空间性试验以及地方自主试验，其中后两类较为重要，可统称为地方试验。这些试验活动按进行主体划分大体上包括两大类。

然而，无论是中央政府授权或批准的地方试验，还是地方自治团体的自主试验，都可能积极或消极地突破宪法和法律的界限，从而挑战现代法治的底线。最早的一类是由中央政府以全国为范围在特定期间内进行的时间性试验，随后开始的第二类是由地方自治团体（省、市镇以及后来的大区）在中央政府批准、授意或容许下或自主地于其本地方范围内进行的地域性试验。